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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认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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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中国佛教文化其实和佛教的含义是不一样的,佛教是释迦牟尼佛创建,通过修行达到彻底觉悟的宗教。佛教文化顾名思义是一种文化,中国佛教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,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后,对中国各方面文化的都有很大影响,具体如下:
      1 哲学宗教方面:佛教初入中国时,道教的排斥很大,但到了魏晋时代,讲佛学的引用了老庄,讲老庄的也引用了佛经,从此之后,道教典籍的日益完备,在许多方面都是取材于佛教,比如地狱及阎罗的观念,道教便欣然地接受了也运用了,在佛教未来之前,中国没有阎罗的印象,到了宋时的全真教,根本就是佛化的道教。由于禅宗的启发,宋元明的儒家──理学的出现,根本就是禅化的儒教,虽由于偏执他们的门户之见而反来评击佛教,他们却是‘坐在禅床上骂禅’;禅宗仅是佛教的一支,宋明的理学家却连对于禅宗的法门也只浅尝半口而不敢深入,唯恐在深入之后,会迷失了他们自己的立场,朱熹看的佛典较多,朱熹就有这样的体验。近世以来的中国思想家中,比如康有为、谭嗣同、章炳麟、梁启超、胡适、梁敕溟等,虽然未必信仰佛教,他们却都受了佛教思想的启发。最近(西元一九六四年六月至八月)在夏威夷召开的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中,中国的方东美,也强调大乘佛教的精神以及佛教所要建立的宗教世界。史家钱穆,对佛教有极高的敬意。哲学家唐君毅,自称受到圆觉经等的启发很多。
      2在民间的风俗方面:中国原有的儒家信仰,是著重于现实人生的建设,无暇推究生前与死后的问题,所以孔子要说:‘未知生焉知死’?对于生前死后以及形而上的宇宙本体,都是存而不论,所以要说:‘祭神如神在’。纵然讲到善恶的补偿及惩罚问题,也只寄望于各人的后代子孙,所谓:‘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’(易经),就是说的这样的观念;其实,从现实的史实上看,寄望于子孙的果报是不可靠的。因此,自从佛教传入之后,‘种瓜得瓜,种豆得’的因果观,为中国的民间,带来了新兴而有力的希望,佛教给我们指出了生死轮回的问题,以及善恶报应的问题,告诉了我们,一切行为,均由各自负责,善报属于自己,恶果也属于自己,现生不报,来生必报。这一点,鼓励了人们要积极地去恶;这一观念,对于千百年来的中国民心社会的安定与影响之大而且深,实在无法估计。
      3在科学方面:佛教入汉以前中国虽已有了邓析、惠施、墨子及荀子等类似论理学(名学)的提出,中国之有完整的论理学,却自佛教输入以后的因明学开始。中国从唐朝至明朝,皆是用的一行禅师所定的历法,那是根据印度的天文学而来。
      4在文学方面:由于佛典的翻译,刺激了中国文学的革命,从诗文的意境到文体的演变,在魏晋南北朝的时代,就已有了新的气象。六朝时代,由于梵文的拼音──华严字母的翻译,启悟了中国文字的反切,由反切产生四声,由四声而把五言与七言诗改进为律绝。中国人向来作文,都主张多读多看,所谓‘读破万卷书,下笔如有神’,‘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作诗也会吟’,因为中国是没有文法可言的国家,但在唐朝时代,却由印度佛典的大量翻译,也将印度的文法输入了中国,比如‘八啭声’,即是名词、代名词、动词、助词等,又如佛典中的‘六离合释’,就是梵文文法的一种,现代人多以马氏文通是中国文法学的鼻祖,其实唐朝时代,中国就已有了文法学,只是未能普遍地为民间运用而已;再如‘文心雕龙’是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及作法──文学批评论的不朽名著,但它的著者刘勰(法名慧地),却是在佛教寺院中成长的,晚年也出了家,他的作品,颇受佛教文学的暗示及鼓励(注十五)。到了唐代以后的文体,多能近于写实而顺畅,乃是受了佛教文学的感染;经隋唐而至宋代,‘弹词小说’或‘平话’的出现,那是受了佛教所用‘变文’的影响;近乎语体的唐宋诗,如白乐天及苏东坡等的诗,是因禅宗的‘颂古’以及寒山、拾得所作深入浅出的新诗而来,乃至梁启超先生要说:中国古诗中的第一长诗‘孔雀东南飞’,是受马鸣大师所作‘佛所行赞’的影响。唐代的禅宗诸大师,创用白话的语录体,说明佛法的要义,因此而有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出现,完全是学的禅宗的笔法。明清的小说是由平话及拟平话而来,小说中‘有诗为证’的风格,散文之后以韵文作结的形式,以及弹词里的说白与唱文夹杂并用,明明白白是受佛经中‘长行’与‘偈颂’并用的暗示。由于佛典的翻译,也为中国增加了三万五千多个新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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